最近在香港掀起了輿論風波的，是一枚寫著患者姓名、處方詳細的二手藥瓶：一名懷孕38周的孕婦，在網購平台HKTVmall購買一樽“乳果糖”的藥物後，竟發現送到手中的藥物除了貼有佛教醫院的標籤，更有病人姓名。買家在用家評論區中多次追問無果，而商家只在逾一周後回覆，將事件形容為特別情況。直至2024年8月12日相關產品仍然在售，直至帖文流傳後才下架。

 涉事商品評論區｜網絡截圖

遲到一年的風波

事件發生至今逾一年，HKTVmall在風波中回應表示，自己設有品質監察部門，盡力確保商戶出售的產品均合乎法規及標準；又指現時已將相關產品暫時下架，並正向商戶索取貨源證明，確保商戶出售產品符合法規要求。

然而這番回應並未撫平公眾的疑慮：事發並非近期，而已是於去年2023年5月29日。事件至此已拖拉逾一年，但在今年8月12日才進入公眾視野，並為本地媒體廣泛報導。若非引起熱議，可以想見仍然不會下架。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的公共討論中，有多家本地傳媒錯誤報導“乳果糖”為處方藥物。但事實上，衞生署藥物辦公室的註冊藥劑製品系統中，涉事“乳果糖”為非毒藥（Not A Poison），可在藥房（獲授權毒藥銷售商）、藥行（列載毒藥銷售商）或其他沒有牌照的處所購買，即線上線下任何實體均可以銷售，因此今次事件未必屬於違反《藥劑業及毒藥條例》，追責不一定能成功。

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前會長龐愛蘭在接受香港V採訪時亦表示，目前未知涉事HKTVmall在駐商家是否持有衞生署所發出的相關牌照。龐指出，坊間許多商家可能只有商業登記，而並無衞生署所發出的相關牌照。如此一來，則將不接受衞生署規管，屬於“博懵”行為。
 
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同樣表示，目前政府於非毒藥的監管有漏洞，需研究如何以法例作監管；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蘇曜華則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藥房商店需有業務守則，來源應循正常入貨渠道售賣，而在這個案例中需要擔此責的則是網上購物平台HKTVmall。當局若繼續調查，方向可能從“入貨方法”切入。蘇強調，即便不構成違反條例，但轉售公立醫院藥物仍屬非道德行為，網上買藥有一定風險。
 
香港藥品零售業“博懵”亂象由來已久，一大原因是市民對於藥品售賣資質仍然相對陌生。本地持有由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管理局）發出有效牌照的藥物零售商，包括註冊藥房和持牌藥行，獲香港法例授權銷售不同種類的藥物。兩者當中，僅註冊藥房可自稱“藥房”及“Rx”標誌，並可在駐店藥劑師的監督下配發醫生處方藥物和專售受管制的藥物。
 
然而現況是，坊間不少自稱“藥坊”、“藥業”、“藥店”、“藥妝”等詞語的非持牌藥物零售商的店鋪（其他藥店）仿效藥房的裝修設計及使用近似“Rx”標誌招徠生意，令市民遭到誤導，並兜售並無資質進行銷售的藥品。2019年至2021年，藥物辦公室處理的涉及藥物零售商就對共32家授權毒藥銷售商、10家列載毒藥銷售商以及21家其他零售商定罪。

2019至2021年相關定罪個案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

有的藥沒人用，有的人沒藥用

即便如此，此次令人“毛骨悚然”的部分在於，藥瓶上的標籤甚至都未撤去，開出藥物的佛教醫院與病人的個人資料，就堂而皇之地貼於瓶身，展現在購買者的眼前。

乳果糖並非難以獲得的藥物。在醫護行社區藥房網頁上，某丹麥品牌的乳果糖250毫升僅售90港幣，亦無需醫生處方。

醫護行社區藥房在售乳果糖要價259毫升/90港幣｜醫護行社區藥房

如蘇曜華所指出，網上買藥有一定風險。但這位留下評論的孕婦仍然選擇網購，選擇了相對輕鬆但高風險的購藥捷徑。依此不難看出，這種流入市場的藥品擁有需求市場，歸根結底是因為部分用藥人希望通過更廉價或便利的方式獲取藥物。

這種市場需求迅速與供方“匹配”：因為恰好許多市民的手上有許多藥餘。2019年，時任浸會大學生物系高級講師的鍾姍姍曾街頭訪問二千人，發現四分三受訪者家裏有存放多餘藥物，主要是感冒藥；團隊亦在街頭展示藥丸袋，讓受訪者估算家裏存放多少藥物，推算港人平均存放一百三十多克的藥物。

這麼多的藥餘從何而來？

有些藥餘的產生，是由於用藥者對藥物使用存有誤解而造成的，如服藥依從性不足，或者對副作用存有顧慮而自行停藥；這種時候需要藥劑師的介入，指導病人“藥盡其用”。

在尖峰時期過度囤貨亦是造成藥物“沒人用”的原因之一。萬寧總藥劑師趙國亮就指出，不少香港人習慣領取更多藥物“看門口”，再加早前上疫情的緣故，更令市民“恐慌感”，貯存更多藥物。

同時。在醫療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香港醫生街症時間短，且普遍強勢。病人看診時未必敢於提出用藥上的疑惑，“醫生開幾多得幾多。最多自己返屋企唔用。”導致開出大量超過實際需求的藥物，然後“白白過期”。

而產生藥餘後，一般市民對藥物正確的處理回收渠道所知有限。現時家居剩餘的藥物只會被視為垃圾。有病患家屬在苦尋回收藥餘途徑無果下，只有將藥物送往堆填區。

鍾姍姍團隊2019年檢測本港三個堆填區的滲漏液，發現三種抗生素濃度都超標；蘇曜華則隨後於2021年指出，有研究顯示，大量藥餘隨家居垃圾被棄置到堆填區，已對香港環境造成損害，部分堆填區滲漏液的抗生素含量已足以培養超級細菌。任憑抗生素殘留於環境，有機會令細菌變得更“惡”。

這些藥物造成的問題是多方面的：流入自然，則污染環境；流入市場，則引發更大的混亂。如何妥善地處理它們，則成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

摸索中前進的香港

放眼世界，多個國家地區意識到藥餘問題已久，並各自形成了一套長年的做法。如台灣有固定的過期藥物收集點；而美國除了設有固定藥物回收箱，亦會派專車到各地收集剩餘藥物，並在事前向公眾宣傳藥物回收的時間和地點；韓國則會在藥店設置“廢舊藥品回收箱”，將家居藥餘統一收集焚化。

回到香港。香港本地紙包飲品盒回收漿廠及教育中心“喵坊Mil Mill”聯合創辦人葉文琪表示，2016年中心曾研究開設藥餘回收業務，但及後發現推行難度極大，投入的資金隨時未能回本，最終只有放棄。

相較其他發展程度相當的國家和地區，香港在藥餘問題上的反應不算迅速，但近年已起步開始“追趕”：2024年度，太平山青年商會與屈臣氏集團處理藥餘的行動“藥‘勿’胡亂棄”進入到第三年，回收超過720萬粒藥品，回收量較去年增逾四倍——而2023年零售價值就已超過453萬元。年年攀升的數字反應香港藥餘處理需求與處理能力仍然有缺口。

部分回收的藥餘｜“藥‘勿’胡亂棄”藥品回收月

而2023年萬寧也首次提供藥物回收服務，在短短一個月內，成功回收逾1,100,000粒廢棄藥丸，平均每天收集近四萬粒藥物，並交由持牌機構作化學廢料妥善銷毀，回收過期最久的藥物更長達21年。

在零售商與民間組織合作在末端處理藥餘、最小化污染的同時，特區政府也致力通過優化配藥方式，試圖從源頭上減少藥餘。2017年起，醫院管理局推行“覆配易” 覆配藥物服務計畫，透過分期配發藥物，避免病人在家中儲存過量藥物，從而減低誤用風險。計劃下，藥劑師也會定期跟進病人的臨床情況和覆核藥單，每日覆檢即將要覆配的藥單及整合相關病人的藥物，若發現病人曾入院或需更改處方，會致電病人或安排會面作諮詢。

醫院管理局“覆配易” 覆配藥物服務計畫｜香港醫院管理局官網

藥劑師在配藥環節優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萬寧亦安排旗下藥劑師提供免費的“藥物及用藥諮詢服務”。藥劑師會了解市民的個人用藥情況，協助市民解答藥物的疑問和協調不同藥物，以最小化市民手中的藥餘。

龐愛蘭則向香港V表示，若想改善藥餘現狀，香港需要從源頭提高藥品的使用效率。除了輔助前線醫生掌握正面服務態度和技巧，龐愛蘭認為更重要的是對公眾健康教育的加強，使得病人主觀上更主動與醫生進行溝通，確定用藥日程，減少藥物浪費。

救命的“藥物再分配”能實現嗎？

“乳果糖”風波中，由於涉事商品非處方藥物，而且買家發現異樣後並未服用，潛在的傷害被降至了最低。但是香港本港各大二手銷售平台隨處可見連鎖藥店保健食品在售轉手，而成交量亦不在少數。

由於香港現時還未有監管保健食品的特定法例，只要不含有藥物成分/中成藥成分，便不受《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只受《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約束。但使用習慣、儲存環境隨時會導致轉手商品與“可售”狀態相去甚遠。

二手交易平台在售的海量保健品｜網絡截圖 

以一款在售的免疫益生菌+益生元產品為例。包裝上寫明通過HACCP（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系統制度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GMP（ 食品良好作業規範 ）以及ISO2200C認證。但龐愛蘭提醒，在二手平台上轉手的產品則很難驗證是否能夠達到這些驗證標準。
 

通過HACCP、ISO2200C以及GMP認證的保健產品｜網絡截圖

而且當涉及到更多需要處方、保存條件更為苛刻醫療器械，則就是另一個故事。

這些藥品通常適用於慢性病或長期病，且定價較高。不同於日常藥物以及保健品，此類藥物較少因為“忘記”、“囤貨”、“醫患溝通不足”而成為家居藥餘，更多的情況往往由藥物原先的使用者切實地不再有用藥需求——處方更新、病癒，或是離世。

離世後的病患往往在其家人間遺下哀思，也留下了這些要價昂貴但無處可去的藥餘。香港坊間有不少自發成立的病友群組，當中聚集著為同一病症所苦的病患與其家屬病。病症以癌症最為常見，病患與家屬在群組中互相打氣，亦互相交換用藥信息與求醫秘辛。

偶爾久不發言的成員，再次出現則變成了病患的家屬，宣佈病患離世的消息。不少家屬希望將未用盡的貴價標靶藥轉讓贈出，一方面希望“遺愛人間”，另一方面也是切實地希望減少浪費。但結果多數難稱理想。
 

“病友群”中希望處理離世親人藥物的家屬｜網絡截圖

“冇人要嘅，我曾經問過很多人，我的親人也留下了幾萬元藥，除非你同病友係好朋友，但想深一層，食咗有乜問題自己都過意不去，最後棄掉了！”網民為在病友社群內如此說道。

因為服用者往往為重病患者，出於對於藥品質量的疑慮，以及網絡交往的不確定性，即便另一方願意以低價乃至免費將藥物送出，許多病人或家屬也往往不敢於響應。網民表示偶然有少數藥房願意在灰色地帶“有機會收”，但因為擔心對方低買高賣所以寧願“倒牛奶入海”。——但藥房“有機會收”即意味著另一件事：你從藥房等灰色渠道買來的“救命藥”，有可能是商家從另一處購得的二手藥。

與這一邊“沒人用”的藥們相對的，另一邊站著的則是因昂貴價格而卻步的“沒藥用”的病人們。

與“執平撿漏”不同，不少藥品需求側真實地“沒藥用”：這種情況涉及的多是定價較高的貴價藥。早前“北上就醫”的肺癌病人關注組召集人吳樂文亦是希望獲得廉價藥的群體成員之一。

以吳樂文服用的標靶治療藥物Lorlatinib（洛拉替尼）為例，100mg在港索價就約60,000港元；一河之隔的內地售價則僅需人民幣15,800元，價差逾3倍。另一款肺癌標靶藥Osimertinib（奧希替尼）情況相若，服用該藥的病患在港每月開銷約60,000港元，但在內地自費買該藥每月只 需5,580元人民幣，為香港價格一成。在這樣的情況下，經濟的壓力與求生的渴望會迫使許多病患與家人鋌而走險，不惜透過高風險的渠道獲取平價“救命藥”。

在癌症標靶藥以外，精神科藥物則是另一個“火熱市場”。與其他藥物相比，精神科服藥的服從性以及處方的穩定性均較低，且發病率年輕化。藥費在社會關係不足、經濟能力薄弱的青年群體間亦造成了壓力，令他們中互相“求藥”、“放藥”，二手藥精神類藥物就這樣在社群中間“高效”流轉起來。
 

病友群中希望收得二手ADHD藥物的年輕人｜網絡截圖

“世上有好多人驚二手野的,覺得二手野會食死人，如我弟二時要食貴藥,但又無錢食,二手藥多多都唔怕。”當經濟上的窘迫困住一個絕望的病人，對於風險更高的路，便不再抗拒。

但承擔法律風險和健康風險的是買賣雙方。針對亂象，有人要求香港與內地合作，提高公院集體採購議價能力；亦有人要求放寬大灣區優質醫療服務予港人，呼聲多種多樣，目的都是“將藥價降下來”。

然而藥物昂貴的研發成本，導致了現代藥企往往將自己最新的原研藥設定在許多消費者無力自行購買的價格區間，尤其是靶向藥等高價藥物，在“專利懸崖”到來前，用藥需求的病人幾乎沒有議價能力。此時市場的自動調節成效微薄，唯有政府以及非政府機構主導的社會再分配才能讓經濟條件有限的人有更大機會獲得“救命藥”。

然而，這種“再分配”的構想是否真的可行？被問及未來是否能夠做到食物銀行（foodbank）類似的幫扶機構與機制，不少業內人士有著不同的看法，全球不同國家地區亦因應有不同作法。

放眼世界，美國臨床腫瘤醫學會(ASCO)認為，原好、未開封又未過期的藥物理論上是安全的。未經使用的口服癌症藥物可分配給經濟上未能負擔的病人使用，不過只限於一些儲存在封閉系統(Closed system)內的藥物，即未曾離開醫療機構或未被病人領取回家的藥物，由患者和家屬直接捐贈的藥物則不包括在內。

但自1997年已訂立藥物儲存法例的美國，實際操作則更寬鬆：有16個州容許個別人士向儲存機構捐贈癌症藥物，俄亥俄州去年起容許捐贈非原廠包裝的口服化療藥，只要藥物經由藥劑師檢查即可，田納西州則容許直接向病人捐贈藥物，但ASCO並不認同其做法。

香港應否引入藥物捐贈再分配制度？實際要考慮的因素很多。註冊藥劑師李智剛曾在專欄文章中表示，此舉固然在財政上可以直接減輕患者負擔、減少出現因經濟問題而不能用藥的機會，並可減少因棄置藥物造成的浪費及環境污染；但如何保障藥物安全仍然是亟待考：例如回收藥物如何確保不受污染；如何保障昂貴藥物的溫度和濕度符合該藥物的儲存要求；回收藥物如何分配給有需要的病人等問題，都是值得深思考慮和討論的議題。

在長期病患者中，一些病患發展出一套新的身體管理技術來適應與病共生，也在透過藥物努力邁向康復的可能。當他們不再需要這些藥後，如何能夠讓這些被餘下藥物在香港被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而不流於空轉，或是造成污染，社會或許仍須不斷的嘗試，才將會更加靠近那個答案。
 

采访/撰文：Charlotte Yu